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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垃圾分类,难度在哪?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ID:CEIBS6688),作者:龙吉生(中欧EMBA2008)、上海康恒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今年7月,上海正式实施垃圾分类,其余45座试点城市也将陆续推行,垃圾分类和处理一时之间成了热门话题。龙吉生(中欧EMBA2008)把日本垃圾处理的经验带回中国,创立了康恒环境,其技术和设备已经供应了国内100多座垃圾焚烧厂和300余条垃圾焚烧线。国内垃圾分类和处理的挑战是什么?如何找到相匹配的垃圾处理技术?如何让居民更好地接受垃圾处理厂?龙吉生分享了他的经验和思考。

垃圾如何分类

1988年,龙吉生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七期公派硕博连读的留学生飞往日本。初到日本,他发现日本的大街小巷 “几乎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与国内随处可见的脏乱现象形成鲜明对比。

在日本,垃圾从前端分类到末端焚烧处理是一套系统工程。垃圾分为可燃类、不可燃类、资源类和大件垃圾,大部分垃圾袋都是透明的,便于检查分类的准确性;对于不按规定分类的垃圾,是可以拒绝收集的。后端则设有与垃圾分类匹配的处理设施,如针对可燃垃圾,东京都23个区建有21座焚烧厂,几乎覆盖了每个区;大件垃圾中的可燃类,则破碎后焚烧;不可燃类进入破碎分选资源化厂;资源类流入回收加工厂。

在我国,历经20多年的发展,垃圾分类也终于开始在46个城市逐步试点推行,其中37个城市均采用了四分法分类,如上海生活垃圾分为四类: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但在龙吉生看来,这是“挑战性比较高”的选择。

原因之一是垃圾分类和处理的前后端脱节。以上海为例,上海建设了多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分为干、湿两类。日本东京则采用可燃与不可燃垃圾分类,其焚烧厂的炉渣产出率不超过10%,但由于我国没有对可燃垃圾的单独分类,导致国内垃圾焚烧厂炉渣量达到入炉垃圾量的20%-30%,因此,国内垃圾焚烧厂大多配备规模庞大的炉渣处理设施。同时,国内厨余垃圾一般没有经过沥水,含水率较高,导致焚烧厂必须配备总规模“惊人”的渗滤液处理设备。这两点是我国垃圾焚烧厂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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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

龙吉生曾算过两种不同分类法的综合能效账。如果按照可燃、不可燃分类,并且居民养成沥干厨余垃圾的习惯,能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地处理垃圾。“这将大大缩减渗滤液处理规模,减少炉渣产生量,比干湿分类的全生命周期处理成本降低约1/3。相比干湿分类,按照可燃性进行分类的环境效益也很显著,可大大降低二次污染控制方面的压力。”

他还建议对垃圾分类设施进行精细化设计,垃圾袋可为透明的,垃圾房设计为开放式,以便监督效果;如遇不配合分类的,可拒绝收集。

从专家到企业家

龙吉生的博士学位是农业机械专业。留学期间,他看到日本有近200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当时国内垃圾围城,“连像样的填埋场都没有”。1989年建成的深圳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国内首个,11年后上海才有了自己的第一座焚烧发电厂。

“这就是我的机会,中国迟早要走这一步。”龙吉生选择进入日本最大的环保咨询公司之一的日本技术开发株式会社。

为了尽快把垃圾焚烧技术带回国,他什么岗位都学着去做。通常,从规划、设计监理、施工监理到运营监理,每个人只擅长一两项,而龙吉生都会去做。因为“天天想着我回去以后,可能没人可以请教,只有自己会才行”。

2003年,这家日本环保咨询公司在上海成立合资公司。对龙吉生而言,这是一个能够让日本经验尽快在国内落地的平台。那段时间,他既是日本公司的部长,又是上海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在往返上海与东京的航班上切换专家与企业家的身份。

“当社会对技术要求越来越高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并不矛盾。”他的日本上司同时也是福冈大学教授,企业里往往有着比学界更先进的技术,这也是他博士毕业后留在企业工作的原因。

2008年,龙吉生到中欧EMBA读书,从单纯的技术人才向了解公司战略、组织建设、财务、绩效等方面的管理者转型。“读中欧的过程,就是从技术到管理的转变过程。”同一时期,龙吉生创办了康恒环境,且邀来中欧校友在关键岗位上助力。

他总结说,企业家本身是个服务者的岗位,要为客户创造价值。在公司内部,龙吉生常问四个问题:为客户着想了吗?站在客户角度了吗?给客户创造价值了吗?带来附加价值了吗?我们的客户是政府,用户是老百姓。

以技术为基础

2007年前后对中国垃圾焚烧厂而言是个分水岭,国产垃圾焚烧设备崭露头角。在此之前,大部分垃圾焚烧厂以进口设备为主。康恒成立之初就试图解决水分高、热值低、成分复杂的中国特色生活垃圾的焚烧问题。

“如果我来参与这个行业的发展,可能会做得稍微好一点,我有能力把设备尽快国产化。”

早在合资企业期间,龙吉生便意识到进口设备与国内垃圾的不匹配性。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国内的垃圾水分高、热值低,相当于日本六七十年代的垃圾。龙吉生曾邀请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日本专家参与到江桥焚烧厂的技术咨询工作中。

他发现国外的专家不一定了解我国的垃圾特性,进口的设备也无法适应中国的垃圾焚烧要求,出现了焚烧炉排面积不够,无法处理垃圾渗滤液等问题。“我们引进技术要着重于后面的创新。这并不是一个得诺贝尔奖的创新,而是什么样的技术更适合于烧什么垃圾的问题。”

2008年,康恒环境和日立造船公司签订了技术转让协议,引进日立造船-VonRoll机械炉排焚烧技术,根据国内垃圾的特色实施国产化改进创新,并约定彼此分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垃圾处理技术的改进。几年间,康恒的垃圾焚烧发电设备为全国数十个项目提供了技术和服务,占了全国份额约40%。

但是,数年后垃圾焚烧的设备市场很快从蓝海变红海,激烈的市场竞争拉低了设备价格,一些投资商为了消化产能不计成本,甚至亏本也做。对刚刚创立不久的康恒环境而言,如果没有合理的利润,企业难以发展,也不可能投入更多资金去研发改造。

雪上加霜的是,当时市值300亿的行业龙头企业挖走了康恒环境的第二梯队人才,侵权复制了后者的技术和设备。这意味着,康恒不仅损失了一个大客户,这个客户还会以低价扰乱市场。

龙吉生回忆说,这是他创业以来最艰难的时候,那时康恒的年产值才一两个亿。幸运的是,正值我国强化知识产权维权执法之际,经济侦查介入,才制止了龙头企业的侵权行为。“对方说你这个技术我们用就用了,反正过几年这个技术也没什么太大用途。我当时很失望,这样的企业文化一定会给企业和行业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只有以技术为基础的投资才有价值,越发展到最后一定是靠技术竞争”,龙吉生曾表示,希望没有良心、只信奉资本运作、只顾赚钱的企业远离环保行业,“不能把环保当作赚钱的手段和工具,要把环保当作目的”。

邻避变邻利

2014年,中信产业基金入股康恒环境,资本、资源、团队与技术的结合使得康恒得以从技术和设备供应商转型成为固废综合治理领域的投资营运服务商。

垃圾焚烧厂的建设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项目所在地居民的质疑和关注。国内邻避运动频发,与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极为相似。汲取日本经验,龙吉生所采取的办法是注重与周边居民的沟通和去工业化设计,并将厂区建成开放的和谐社区。

在宁波项目初期阶段,康恒便和当地政府一同邀请居民参观考察,或与行业专家开研讨会,或拍摄宣传片。龙吉生认为,邻避运动的根源之一在于信息不对称。康恒还实时监测排放数据,并公示于厂区门外,每周五设为公众开放日,居民可自由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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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项目的外观成本就多花了6000万元

“只要充分和周边居民沟通,就没有问题。”

由于邻避运动,国内不少垃圾焚烧厂都建在远离城区的地区,日本、欧洲的焚烧厂往往就建在市中心,与居民社区或办公区融为一体,甚至于樱花盛开时,很多垃圾焚烧厂是居民赏樱的好去处;在维也纳、巴黎、东京,不少焚烧发电厂建在车站、政府隔壁,不知道的人甚至都不会注意到。

龙吉生认为,垃圾焚烧厂建在远郊是不合理的,“如果国内一开始焚烧厂就建得很好,也许就不需要建那么远了。”由于扔垃圾的人看不到,也体会不到垃圾处理,所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缺乏垃圾分类的动力。

囿于地理位置,垃圾车奔驰在大街小巷、穿城而过,“没有给人家带来麻烦是不可能的”。作为回报,龙吉生学习国外的“去工业化”经验,排放技术过关只是底线,同时还要求厂房本身具有视觉美感。以宁波项目为例,外观成本就多花了6000万元,康恒还在其中设立了宁波第一个城市垃圾处理博物馆。“我们尽量回馈周边居民,福利设施是化垃圾焚烧厂‘邻避’为‘邻利’的一项重要举措。”

从垃圾围城到垃圾分类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国内垃圾焚烧行业的发展超出了龙吉生的预想。龙吉生一直想找机会停下来,对技术反思一下,但行业的快速发展推着他必须一直朝前走。如同高铁项目,因为中国的参与和大范围应用,技术提升和规模效应大幅拉低了成本,垃圾焚烧处理的吨补贴费也从日本的两三千元,欧洲的一千多元,降低到了中国的一百元左右。龙吉生看到了新的市场,他正在为此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国际行业的影响力方面,垃圾焚烧比高铁会更大一点,因为垃圾焚烧发电核心技术基本都是我们自己的。”龙吉生希望用自己处理发展中国家垃圾的技术优势,帮助发展中国家把环境做得更洁净更友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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